古代科场反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中国古代的贪污腐败问题与选官制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作为选官制度的关键一环，科举自诞生之后，腐败弊案也是花样百出，考官与考生既斗智斗勇，又沆瀣一气，礼义廉耻丧失殆尽。一边是各种禁令监管制度严之又严，一边是科场腐败层出不穷。

科举，考的不只是学问

    功夫在书外，这句话形容科举也不为过。自有科举以后，各种腐败现象就如影随形，举例来说：

    权力干预，世族把持。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尚不完备，裙带风、关系网、行贿受贿的现象非常严重，“权臣执政，公然交贿，科策差除，各有等差”，在权势者的干预下，贵戚子弟每每可以轻易及第。柳宗元曾颇有感慨地说:“仆在京师，凡九年于今，其间得意者，二百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八成以上的及第者不是靠才学，而是靠关系。

    据《唐语林·企羡》记载，世族河北范阳卢氏，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到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的90年间，116人中进士。而唐每年取士不过30人。可见唐代世族把持科举的严重性。大中十四年，裴坦典举，录取30人，包括前宰相裴休之子裴弘，魏扶之子魏当，令狐绹之子令狐滈，前户部尚书郑舒之孙郑义则，“皆以门阀取之，唯陈河一人，孤贫负艺，第于榜末”。唐后期，充斥于士子当中的亦是一片污浊空气，“取士不问行艺，但勤于请竭”，士子专在关系上做文章，徘徊于达官门下，求他们哀怜赏识，拔之于泥途。

    贿买盛行。既然权力可以干预科举，贿赂科举考试相关官员以买通关节，就是最方便、最可靠的办法。唐代科举，允许考生事先将自己的诗、文写在卷轴上送主考官阅读，称之为“行卷”。部分士人便将别人的作品稍作修改窃为己用。有些士人通过行卷的方式，竭力攀附权贵，或由此建立师生关系来博取功名。行卷的存在，为考生贿买考官创造了条件。只要愿意付出足够的银两，考生便可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得到相关考题，或是能够得到考官的指导，甚至可以修改答卷。

    夹带舞弊。唐代科举有常科、制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贴经”和“墨义”。所谓“贴经”，就是考官随意选出儒学经典中的一些段落，用纸条将其中的数字或句子粘贴覆盖住，让考生背出来，相当于今天的默写；而“墨义”就是考官从过去的经典中任意选出一些句子，让考生写出相应句子的上下文或历代著名学者的注疏，相当于填空。这都容易发生夹带、传递等作弊行为。

    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中收藏有清代考生作弊夹带《增广四书备旨》。此书为线装本，七十页正文，薄如蝉翼。书长六点五厘米，其版面仅为普通线装书的十四分之一。书虽小，内容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书中每页千余个老仿宋字，虽然字字如蚂蚁头，然而一笔一画清晰无比，绝无模糊不清的文字。这本奇书就是主人从他的祖先千层粉底“文士靴”后跟里面无意发现的。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山西学政查获临晋、永济、琦氏等6县童生17人夹带文字。

    泄题和替考。考官将考题泄露给亲信，考生寻找枪手冒名顶替。晚唐温庭筠就是以代试出名，时人称之为“救人”。虽然唐代法令中泄题与代试都被严令禁止，被发现后会受到严厉惩罚，如“董思恭，为考功郎举事，坐顶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但泄题、代试的依然很多。清代，五两银子的中介费即可找到枪手替考。

    请托和贿藏。请托是唐代科举考试中一种极为普遍和恶劣的腐败风气。请托的手段多种多样，“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如韩愈荐程昔范。贿藏，就是预先买通相关人员，将作弊工具提前放到考场，等到考试时再直接利用，逃避进场时检查关防。有的不肖士子，甚至提前到修理贡院时，将细书怀挟文字，或用油纸包裹，或用竹筒盛贮，贿通各项工匠，于修理号舍时，或藏入屋瓦，或埋置墙土，暗记标记，于入场后收取。到考场内，通过考务、杂役作弊，抄写完毕后，让杂役将作弊资料带走。

制度，度的不只是公平

    回顾1300多年的科举史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从制度上防范科举腐败，采取过以下措施：

    一是资格审查制度。朝廷派专员加强对资格审查官员的监督，对来自各地参加科举考试士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选拔出符合条件的士人顺利进京应考，有效防止了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二是增加殿试制度。由于录取权掌握在主考官个人手中，唐代的进士大都是考官的门生，主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门生关系，既不利于加强皇权，又极易助长贪污腐败之风。为避免公正性和权威性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唐朝增加了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甚至亲自监考，宋太祖时即将天子亲临殿试立为定制。殿试制度的确立，对于消除主考官与考生结成私人关系的腐败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实行别试制度。别试就是回避。如果考生与考官有亲属关系，必须另置考场另派考官考试，被称之为“别试”（“别头试”），地方长官的亲属都必须参加别试。这一制度在唐开元年间即开始实行。到了宋代，凡任知贡举者如有亲属参加科举，均在回避之列。

    据《唐语林》记载:令狐滈仅仅在其父任宰相期间拔解，就被谏官怀疑营私舞弊，原因就是现任宰相的亲属参加科举考试时，宰相应该在回避之列。宋代还明确规定了省试中别试回避的亲属范围。南宋回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淳熙五年(1178)，“诏敕令所将贡院帘外誊录、对读、封弥、监门等官避亲，修入省试条法”。宋代对权贵子弟的监管也颇为严格，宋真宗时规定:“礼部所试合格举人有权要亲族者，具名以闻。”

    四是实行锁院制度。为了防止考试沦为形式，宋代不设固定的知贡举官，主试官由朝廷临时任命，同时又增设权同知贡举若干人，以分散事权。但请托仍然难以避免。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锁院制度。一经任命为知贡举的官员必须入贡院锁宿，称为“锁院”。时间大约是50天左右，与外界隔离，以防止漏题，并避免请托。

    五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糊名”，也叫封弥或弥封，在考试之后将试卷密封起来，使评卷人不知道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等情况，以保证录取的公正性。糊名之法始见于唐代的制科，北宋形成定制。但弥封之后，考官还能根据考生的笔迹或事先所商定的暗记作弊。因此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开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法。就是将试卷抄写一遍，真卷送交弥封官存档。草卷送交考官评阅。景德四年正式成为制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专门设置誊录院，将誊录制推行到各级考试中。清朝还增加复试，磨勘试卷等做法。

严惩，惩的不只是贪心

    科举被视为国家抡才大典，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每逢乡试、会试之年，皇帝亲自颁谕，任命和宣布各省乡试正副考官以及会试的正副总裁、同考官和殿试读卷官。若有违犯科场规定，不管是谁，都严惩不贷。

    清世祖顺治十四年(1667年)顺天乡试发生舞弊事件，考官李振邺、张我朴接受贿赂，录取了两名行贿的举人，被揭露后，考官、行贿者全部处斩，家产没收，家人戍边。同年发生的江南乡试舞弊案被揭发，主考官方猷等同案犯19人被处死刑。在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中，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甚至因营私舞弊而被处死。清代严惩科场舞弊者的做法对于维护文官考试的法纪，杜绝选拔官吏时主政者凭主观意志任人唯亲、买官卖官无疑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古代科举对枪手替考的情况大多苛以重罚。如清末著名的平龄舞弊丑闻曝出后，受到惩处的官员有91人，其中斩决者5人，遣戍者10人、革职者7人、降级调用者16人，罚俸一年者38人，被罚停止参加会试或革去举人者13人，死于狱中者2人。平龄死于狱中。大学士柏葰被杀，成为清代，也是中国科举史上因作弊而被处决的职位最高的官员。副主考官程庭桂革职遣戍，后死于新疆。另一名副主考官、侍郎朱凤标对于柏氏、程氏舞弊事并不知情，也因“闱中并未查询，出场后又不即行参奏”，“知情徇隐，止于失察，从宽即行革职”，直到十年后才“东山再起”。

    顺治二年清政府第一次开科考试时就规定，考生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枷号，即戴枷示众。搜检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请人代笔及受请托之人，均枷示问罪。考场工作人员代为传递者，由监临官从严处理，并规定入场只许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以防夹带，以便搜检。

    贿赂考官处分同样相当严厉。1892年浙江乡试发生了周福清舞弊案。周氏即鲁迅的祖父，因贿赂考官，被考官举发，革职逮问，处以斩罪。后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恩赦”，改为斩监候，才幸免一死，周家从此家道败落。

    在对考卷判题监管上，清代科举考试要求，无论乡试、会试，在考策论、制义时，必须按规定经籍注释答题，否则将被判为不合格。如果考官执意不遵，那么将要被追究责任，甚至遭到处分。此外，阅卷草率、泄露考试内情，同样会受到处分。

    清朝科场规定，严禁士子攀附考官，串通舞弊。凡违禁者，行贿之考生及父兄,受贿之考官，一并治罪，处以极刑。为了防止考生利用师生关系打通关节，严禁考官和士子称师生。一切读卷、阅卷、考试等，主考、同考考官要汇集一堂共同校阅、商定，“永决党朋之根”。康熙三十九年规定,凡主考官有交通嘱托，贿卖关节，按律从重治罪。雍正元年改为处斩，还规定，落第之人可揭发考官不公。

    然而，无论是制度防范还是严厉打击，科举腐败都并未绝迹。这样看来，真正要有效防治科举腐败，还必须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知耻求真的好学之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