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副委员长二三事

   黄华同志应该说是资深的外交家了，从1936 年任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尼姆·威尔士、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采访苏区起，就开始了其外交生涯，之后一直致力于我党和我国的外交事业。1983 年8 月初，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身边担任秘书，之后一直在黄华同志身边工作。黄华同志是我的领导，也是导师。从他身上学到的高贵品德和精神，使我受益终生。

搬到人民大会堂办公

1982 年11 月，黄华不再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后，当时仍是国务委员，考虑不久就会到全国人大工作，他便决定不去国务院办公而在家里过渡一下。当时黄华住外交部报房胡同宿舍，这是他担任司长、大使时一直住的房子。外交部的宿舍非常紧张，他兼任外长，不愿单独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虽然当了副总理也没有搬家。黄华家里人口多，没有办公的条件，更不要说为秘书提供办公室。因原来的秘书叶弘良仍在外交部上班，与副部长韩叙的秘书共用一间办公室。我去黄华处工作后，只能与叶弘良挤在一间小办公室。在这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般不为副委员长们提供办公室。1983 年年底，根据彭真委员长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人民大会堂腾出来一些房间，作为黄华与其他副委员长的办公室。黄华的办公室在三段二层西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值班室相邻，对面是秘书局会务处。

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活动

1984 年秋，德国前总理赫尔穆·施密特和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要成立由一些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组成的组织，借以对国际问题发挥影响。所有成员都以个人的身份参加活动，不代表任何国家或政党，英语是工作语言。这个组织不准备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但想请中国参加。经过商量，对方提出邀请黄华参加，考虑到他未担任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身份上不合适作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于是请他作为该组织政策委员会成员与会。除了黄华外，该会还吸收了其他国际知名人士。

黄华及夫人何理良与美国的接待主人哈盖伊在亚特兰大的合影

黄华参加外事活动需要中央批准。他决定给邓小平写一份报告。他将主要的意思口述给我，让我写下来。当时我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对外事工作没有一点概念，也不知道报告的格式，即使黄华说明了大概的意思，我还是组织不成一份报告。黄华只好自己动笔，手写了一份给邓小平的报告，不久报告得到批准。邓小平指示：同意黄华同志出席。胡耀邦和赵紫阳圈阅。因有邓小平的批示，黄华以个人名义出席该组织的各种活动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支持。第一次活动是1985 年1 月出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政策委员会会议。李慎之、王光亚等人陪同前往。此后黄华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在国际活动中宣传了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成就，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邓小平收回对黄华的批评

1985 年，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香港记者就中英香港问题对黄华进行了采访。会议中的一天下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阎明复突然找到我，说今天邓小平在接见香港记者时说，讲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让我赶紧告诉首长。我立即向黄华报告。黄华感到惊讶，说没有记者向他提问驻军的问题。他让我马上找记者要录音带来。采访黄华的是香港的一个女记者。通过大会新闻组找到了该记者的姓名和电话，我立即给她打电话。但她说，录音带被中办要走了。我于是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几经周折反复，终于得知录音带在当时中办副主任手中。我打电话过去，说黄华希望重听一下录音带，要录音带或复制一份录音带。这一要求遭到拒绝，说不经过批准不能给。

我把交涉了解到的情况向黄华报告后，他觉得事情蹊跷，情况严重，经过考虑觉得需要立即向邓小平说明实情。他给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王瑞林接电话，黄华将事情的经过作了说明，并表示他可用自己的党票作保证，没有在任何地方谈过香港驻军的问题。

隔了一天的下午，阎明复再次打电话告诉我，说事情已经澄清。邓小平宴请包玉刚时，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说，今天首先澄清一件事情，昨天说黄华说可以不在香港驻军是不对的。这件事统战部的同志立即告诉了阎明复，阎马上告诉了我。黄华知道后，如释重负。据说几天后，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外宾前也向陪见的同志说，他错怪了黄华。

黄华和本文作者访美时在车上

时隔不久中央发了一个白头文件，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通报邓小平关于香港驻军问题向记者讲话的情况。这份文件是在邓小平已经对包玉刚澄清实事真相的情况下下发的。但不久这份白头文件又被收回了。我认为即使今天也有必要重提邓小平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批评黄华的由来，还历史以真相。黄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一生谨慎，即使离开外交一线，也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而邓小平一旦得知真相，也公开地承认自己的失误。由此，我看到了老一代领导人的高尚品格。

一生学习不辍

黄华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英语基础很好。我到黄华处工作后，发现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学习。在他看过的文件边上时常注有英语单词。开始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后来时间久了才发现，黄华一边看文件，一边也在想如何用英文表达，有时把一些关键的词就记在了边上。他从当外长时起一直坚持阅读《时代周刊》《经济学家》和《远东经济评论》等英文杂志。世界上那么多的杂志，为什么只选这三份呢？后来黄华告诉我，这三份杂志是北美、欧洲和亚洲有代表性的、严肃的英文杂志，看了这三份杂志对世界的大事基本上可以掌握。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也一直为黄华订阅这三份杂志。

黄华在会见外宾时，对翻译工作的难处有非常切实的理解。他从不指责或打断翻译。对于翻译中出现的遗漏或错误，黄华都以重复的方式提醒。翻译听到他重复某句话，马上就会明白。他们都非常感谢黄华的理解和爱护。

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西班牙巴塞罗那会议时，黄华应邀出席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的问题。会议使用英语并且没有翻译。虽然当时外交部王光亚及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随同出席会议，他们的英语都是超一流的，但黄华与其他的代表一样，没有请别人帮助，一个人坐在台上，用英语回答提问。我与李慎之坐在一起，他对我说，多年不见了，黄华的英语更加长进了。

严格要求家人

黄华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些事今天看起来根本不算事，或者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但这反映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的真诚，反映了他们的高贵品质。

黄华当外交部部长后就有了专车，但从不允许家人使用，包括他的夫人何理良。我当秘书时，他的两任司机都是他在联合国当首席代表时的司机，非常熟悉和了解黄华。他们告诉我说，黄华的规矩是秘书带文件可以用车，其他的人不能用。这是黄华多年的要求。黄华的夫人何理良是副司级干部，多年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1985 年黄华家从报房胡同搬到和平门后，家距外交部远了，何理良只能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司机也曾提出顺路可以送一下，因为车和司机都是外交部的，也需要回部里办事。但黄华不允许。直到有一天，何理良上公共汽车被乘客从车上挤下来，摔倒受伤，经过我们的劝说，他才不再坚持，同意如果顺便可用一下他的专车。

黄华的岳母，也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同志，是当年延安对日工作干部学校的日语教员，解放前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日语播音员和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日语处处长。这位老人对人极为客气，我们都非常敬重她，直接称呼她“姥姥”。八十多岁的她在来往于两个女儿的住所时，都乘公共汽车或步行，从来也不用黄华的专车。

黄华家有一位保姆工作多年，年岁大了离开后，何理良仍每月寄钱给她，使她回去后仍有所依靠，直到她去世。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20 世纪80 年代我们国家还比较落后，高级宾馆极少，一般人入住北京饭店等宾馆是困难的。有一次黄华的儿子找我，说他有一个朋友从国外来，想住北京饭店，要我帮助联系一下，当然费用他们自己负责。黄华和他的家里人从来未让我办这种求人行方便的事，更不要说为孩子朋友办事。我有些犹豫，于是向黄华报告了。黄华一听就很不高兴，说不要管他的事，结果这件事最终也没有给办。

这些都是我作为黄华的秘书所看到或经历的一些小事。虽然都十分的普通和平凡，但从中可以看出黄华清廉正直的品德，可以看出老一代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